封面|法律高参 政府法律服务创制者的范儿

来源:LawAndLife_1984    发布时间:2019-12-29 21:58:28

本刊记者/李秀平  李云虹  铁铮


开 篇

  司法部有了法律顾问团,是2016年11月17日这天最具影响力的法治新闻。这一天,司法部通过一则公告告诉公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等8位法律专家将成为司法部的法律顾问。


  这样的举动,可以理解为肩负法制宣传职责的司法部做出一个落实法律顾问制度的示范动作。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是最重要的议题。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5年年底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要求“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


  作为资深政府法律服务律师,池英花心中的法治政府可用两条规则去检验,就是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两会”上答记者问时说的:“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而在达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政府法律顾问队伍的整体素养至关重要。一位供职于北京市某区政府法制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一篇题为《揭秘政府和法律顾问之间的爱恨情仇》的微信文章中如是描述政府和法律顾问之间的现状:“政府对律师这个行业知之甚少,律师对政府这个行业知之甚少。”


  对律师来说,为政府提供法律服务成为一类业务的历史非常短暂。由于取得信任难、深度介入难、收取费用难这三道难题当道,多数律师对政府法律服务业务绕道而行或浅尝辄止。与此同时,也有少数极具超前意识的律师通过实践加研究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北京律师池英花、海南律师符琼芬、新疆律师耿宝建、天津律师李海波、贵州律师白敏等人就是这类先知先觉者——他们带领自己的团队,或在政府法律服务多个领域,或在某个领域颇有建树,而他们也是这些法律服务的创制者。



池英花:

打造政府法律服务百年老店


  2016年12月13日上午,在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培训室内,身为该所创始人的池英花正跟团队成员探讨政府法律服务相关业务。此前,她刚出席完全国律师协会政府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在湖北举行的“构建法治政府与律师专业服务论坛”,并做了提供主动式服务推动政府依法行政的主题发言。


授课成为池英花工作之一


  当天10点,池英花接受本刊记者专访。她身着一袭精致的职业套装,一丝不苟的卷发凸显出她的干练与职业。从池英花脸庞流露出暖心笑容,一下子拉近了她与记者之间的距离,一种莫名的亲切感骤然飙升。随着专访的不断深入,她与易和律师事务所以及政府法律联盟之间的故事,如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画般被徐徐展开。


“北京来的红太阳”


  说起池英花与律师职业的“邂逅”,不得不提及一桩大案——被称为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事件之一的大兴安岭火灾案


  28年前的1988年3月,池英花完成了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庭法官到律师的完美转身。在北京市西城区法律顾问处内,她迎来了人生中作为律师代理的第一起刑事案件——图强林业局下属一林场场长曾凡金被控犯有玩忽职守罪一案。


  当年,曾凡金的父亲来到法律顾问处,声泪俱下地说:“儿子是被冤枉的,当地律师不能办这个案子。”同时,他的举动也让池英花至今难以忘怀——七尺男儿跪在了地上,只为恳请得到律师的帮助。


  这一幕如同一个烙印,深深地镌刻在了池英花的记忆长河中。抱着好奇之心,她二话没说接下了这起案件。


  同年4月1日,池英花从初春的北京动身前往大兴安岭。透过在大兴安岭穿行的火车车窗,池英花看到了在白雪皑皑下成片被大火烧焦的树木,黑白映衬下一片凄然景致;在乘坐吉普车行进在林间时,她还看到半山腰一口口裸露在外被冻着的棺材。这一幕幕深深地触动了她,一种莫名的酸楚涌上她的心头。


  在当地,池英花“挨家挨户登门拜访,调查取证”。她记得,当年自己穿着一件红色夹克,被当地人称为“北京来的红太阳”。


  通过细致调查,池英花了解到,1987年大火发生前,大兴安岭很反常,一连几个月没有下雪,落叶在地上形成厚厚的一层并积攒了很多沼气,极易引起自燃。同在林业系统工作的庄学义和曾凡金一直在防火第一线值班,几个月都没有回家。大火发生前,7个着火点先后起火,但很快被扑灭。没想到第二天刮起了10级大风,各着火点复燃,大火飞过铁道和河流,引燃了更多的林木。在5个小时内,大火烧毁3个林业局和7个林场,造成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由此,池英花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大火属不可抗力,曾凡金认真履行了职责,不构成犯罪。


  当年,在大兴安岭,池英花耗费一个月时间进行调查走访后,遇到了被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的我国律师界泰斗级人物张思之。他代理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图强林业局局长庄学义被控犯有玩忽职守罪的案件。


  “我将自己一个月来取证的情况向张思之律师做了汇报。我认为,曾凡金不构成犯罪。于是,在张思之律师的提议下,两个案子一起办。”池英花回忆道,“随后,我义愤填膺地连夜写了20多页辩护词,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


  案件经历一审、二审均判定有罪后,直到2004年4月26日,他们才等来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后的无罪判决。


  同张思之律师一起办理此案,池英花忘不了张思之律师所说的那句经典语录:“我们所说所做,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在以后的岁月中,这句话成为池英花做律师的行为准则。


  有人戏称,池英花做律师的起点很高。但她心里明白,这个起点时刻提醒着自己——要有尊严地做律师


为青年律师搭建平台


  如果说在大兴安岭案的辩护中池英花从张思之律师处习得了作为律师的尊严之本,那么,在尝试着做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时,她更清晰地找到了自己的未来之路。


  说起创办易和律师事务所的初心,池英花坦言,在退休前,把实务经验传授给青年律师,给他们搭建一个健康成长的平台,培养有尊严的律师后代,让老一辈的理想传承,发扬光大。


  彼时,作为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律师,池英花发现,律师行业尤其是在变成合伙制后,就没有了传承。“那时,已经没有老律师愿意带年轻律师了。80%的案子集中在20%的人手中,造成80%的律师都在贫困线上挣扎,而20%的律师都非常富有。”她说。


  在曾经资助过两届青年律师论坛的过程中,池英花忘不了这样一幕:一名来参会的年轻律师羞涩地告诉她,来参加本次论坛的火车票钱都是凑的,他陷入彷徨中,因为自身已经陷入无法生存的困境。顿时,一种使命感在池英花的心中开始萌芽并升腾:“我们老律师有责任带好这个队伍。”


  与此同时,我国法制化进程的加速,让池英花意识到,律师行业必须实行专业分工,培养专业律师,加强相互合作。律师事务所由原先松散型的合伙制经营改为紧密型的团队合伙制建设,将势在必行。


  于是,在2002年5月20日——这个被称之为“我爱你”的日子里,北京易和律师事务所正式挂牌成立。在律师事务所揭牌时,48岁的池英花默默地给自己立下一个誓言:在我60岁前,把我所有的经验传授给他们,我要带出一支有尊严的律师队伍。


  之所以将时间界定为60岁,池英花坦言,在创立易和律师事务所之时,自己曾立下几条铁律:将自己合伙人的股份全部稀释给年轻律师——股份与合伙人平分;律师事务所的全部案源实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方式,共同经营维护;合伙人60岁强制退休制,以便有新鲜血液融入律师事务所。


  面对记者,池英花表示,自己没有那么高尚,“平分股权也是一种无奈之举”。要想“打造百年老店”,必须率先解决年轻律师的后顾之忧,避免“挑肥拣瘦”的现象发生。


  从这个维度来看,“看似让利的股份稀释,实际上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投资”。这也是池英花在多年后才悟出的道理。


从政府报告中寻找产品


  当年,房地产市场火爆之时,易和律师事务所的房地产部很火。相比之下,主打资方劳动诉讼的劳动部的平台相对弱。此时,池英花要求劳动部不计报酬地潜心研究资方的劳动管理制度以顺应《劳动合同法》要求,因为实行按股份分红制导致不论哪个部门收益如何,合伙人共担成本,按股分红。“没有了收入的后顾之忧,大家才能潜心研究新业务”。


  2007年,我国《劳动合同法》出台前后,劳动部成了最火的部门。“请他们去讲课的人不计其数,他们一年的收入几百万元”。


  池英花知道,这些成果的取得,除了易和律师事务所的独特机制外,还与律师的专业息息相关。正因为专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池英花及其团队成员亲手出炉了一份法律意见书,为两级政府解了燃眉之急。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前,国际奥委会选定了北京市十三陵水库周边郊区的一片水域作为一个项目的竞赛场地。由于这一片水域是当地的防洪道,而奥运会期间正值北京的防洪季节,按照《水利法》的规定,这片水域是禁止使用的。


  北京奥组委和昌平区奥组委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与国际奥委会进行磋商,但是最终无果。作为发改委的法律顾问,池英花带领易和政府法律顾问团队应邀参加了政府组织的论证会。


  池英花以及团队成员通过深入细致的对法规、细则、行政规章等分析认为,虽然《水利法》中确有相应规定,但还有“遇到重大事项,地方政府可以依法制定实施细则”的授权。正是依据这一法律规定,池英花以及团队成员出具了可实施这一重大事项完整的法律意见书,解决了困扰政府的难题,保证了北京奥运会该项目竞赛的正常举行。由此,池英花受到两级人民政府的高度评价。


  池英花知道,政府法律服务的很多产品都来自于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土地一级开发的产品,就是在这份报告中萌生的。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降温,房地产部陷入“冰封期”。2010年,仔细研读政府工作报告后池英花发现,政府将对土地两级联动审批制进行改革,政府主导一级开发,开发商从二级市场摘牌后才能取得商业开发权。


  于是,池英花为房地产部指明方向:为基层政府做拆迁法律服务。此时,正是律师大展身手的好机会。


充分尊重人民的权利


  2014年,APEC会议在北京市怀柔区雁栖湖畔召开。会议期间,当地的一条民俗街让中外宾客大加称赞。这凝结了池英花团队的巨大功劳。


池英花和她的团队成员


  池英花说,接下这条街的土地一级开发任务后,易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就进入了现场,频繁地往返于北京市区和怀柔区之间,每天早晨7点准时参加例会。


  介入工作后,团队成员们发现,在这片土地上有农民住宅、农村非住宅,还有租住房屋、商业用房等,涉及的法律关系非常复杂。团队成员经过条分缕析,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与政府共同研究,用了一年多时间,配合政府制定了政府拆迁所需要的关于民俗街的全部依法拆迁的方案及相关配套文书。


  由于工作充分,易和团队配合政府在现场提供法律服务,成员仅用了40天就顺利完成了全部拆迁,没有遗留任何问题。


  通过多年的政府法律服务工作,池英花找到了引导政府依法行政的两件法宝:其一是按照法律规则做事情;其二是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权利。这两件法宝在其处理和引导政府做拆迁的事情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某区正在修建地铁,当地政府本着一番好意,想将地铁延伸到农民的家门口。有了地铁,当地农民的生活就会富裕起来。政府认为,这是为当地农民做了一件好事。但是,在实际操作时,他们没有征得当地农民的意见就开工了。


  当地铁在地下施工时,由于噪音,村民要讨个说法。当地政府临时决定拆迁。此时,距离地铁通车还有两个月时间。事情该如何处理,摆在了当地政府和池英花团队的面前。经过反复思忖,池英花团队进行了尊重民意的施工扰民补偿的民事法律关系处理,并做出三种方案,将选择权交给了当地村民。


  三个选择方案是:其一,选择拆迁的,政府提供一个地方,盖好房子并支付现金补偿;其二,选择不搬继续住在这里的,施工期间,政府对构成扰民侵权的行为支付噪音补贴、粉尘补贴等各种补贴;其三,选择不拆迁的,在修地铁期间可以搬到别处居住,政府支付补助,等地铁修完了再搬回来住。


  最终,池英花配合政府仅花费10天工夫,就让当地村民选择了自己满意的方案。同时,地铁也按时通车了。池英花说,群众是基层政府最直接的服务对象,他们满意,政府的工作才有意义。



符琼芬,

麾下有一支会写法条的娘子军团


  与大多数人只能做好一件事不同,符琼芬同时把两件事做得都很好。这两件事,一件是当律师,另一件是唱歌。


本刊记者李秀平(左)与符琼芬


  在唱歌方面,符琼芬带着一支律师合唱团把歌唱响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和悉尼歌剧院。在律师业务方面,她带领的一支律师团队参与海口市政府立法工作且硕果累累——在中国律师业内,参与立法的能力和水准尚未见出其右者。


跨界,结缘政府法律服务


  一个人和一份职业之间也是存在缘分的。


  符琼芬本是海南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她的第一份职业本应是妇产科医生。但在毕业时,她却留校做起了行政管理工作。


  参加工作不久,符琼芬获得一次到中国人民大学参加专利代理人法律研修班的机会。在这次为期4个月的培训中,她与法律专业结缘。


  1986年的一天,偶然间,符琼芬看到一份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通知。由于有之前的培训基础,她决定报名试一试。这一试不要紧,她这个非法律专业的考生竟然考出了海南省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符琼芬考取第一名的信息引起了当地司法局的注意。为此,司法局向海南大学发函希望把她调过来做律师工作。就这样,1987年6月,符琼芬进入海南地区的国办所——海南行政区律师事务所工作,正式成为一名律师。


  后来,随着海南省的创建,符琼芬所在的律所更名为海南省律师事务所。到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有了改制政策,越来越多的律师勇敢地跳出了体制内律所。1993年年底,符琼芬和她的4名律师同事也迈出了这一步。次年1月,他们共同发起的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简称法立信所)成立。


  在此后的20年间,符琼芬的律师职业生涯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从早期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一起代理发展到后来主要代理民商类综合性业务。由于民商事律师业务中的破产、银行清算等业务与政府工作有关联,她的业务目录中渐渐加入了政府法律服务内容。


  众所周知,政府法律服务的内涵非常丰富。符琼芬与之有缘的那部分业务,主要是立法工作。


  符琼芬参与地方立法工作的时间起始于2009年。当时,海口市人大想尝试开启中介机构介入地方立法模式,便通过在报纸上刊登公告的形式公开招标。最终,符琼芬领衔的法立信律师团队从律所、高校、咨询公司等众多投标者中脱颖而出,成为《海口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的起草者。


  在回答“法立信凭什么获得这次机会”的问题时,符琼芬说与多年来自己担任海南省律师协会副秘书长和副会长的经历有关。在此前的2007年,她亲自起草了《海南省律师收费办法》等多项部门规范性文件。此外,海南省和海口市人大在起草法律时经常会向律协征求意见。虽然没有任何报酬,但是每次遇到这类工作,符琼芬都会“非常认真地给提几条建议”


  因为上述“准备”,符琼芬团队得到了起草《海口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的机遇。因为起草这项规定,日后他们获得了更多参与立法的机会并把这条路走得越来越宽。


写法条,谁说女子不如男


  与政府打交道的律师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走向格外敏感,符琼芬也不例外。通过十八大的召开,她看到了“依法治国”的远景。于是,她马上着手在法立信所内部组建政府法律服务团队。


符琼芬和她的团队成员


  这支政府法律服务团队在2013年年底组建之后,在2014年1月就有机会比较系统和深入地介入了政府法律服务工作。这一年,是海口市的“城市管理年”。为了做好相关工作,海口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决定进行立法和起草一些规章。


  由于符琼芬所在的法立信所有立法经验,海口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把《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的立法工作委托给了他们。


  海口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的管辖面比较宽,通过《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的起草工作检验符琼芬团队的工作水准之后,他们陆续把《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等立法工作委托给了这支团队。而通过起草相关规定,符琼芬团队发现海口市“市政市容”方面的规章多达800余项,因其中不乏问题而需要清理。于是,他们组织了8名律师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对这些规章做了全面清理。


  做这些工作究竟有多累,非亲历者难以描述。由于耗时费力且全天候配合政府方面的工作,符琼芬团队中的男律师普遍“吃不消”,坚持下来的骨干基本都是女律师。


  在当初组建团队时,符琼芬并未过多考虑性别,而是更多地考虑了能力问题。一方面,立法工作本身对人员素质要求很高;另一方面,律师与之打交道的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也很高,自身能力必须与之匹配。因此,法立信所政府法律服务团队的年轻人基本都是法学硕士。


  如今,这些素质很高且经过磨练的女律师已经成了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


  带着这支团队来到2015年的时间节点之后,符琼芬觉得更好的形势迎面而来。这一年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到岁末,国务院又发布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对以为政府提供法律服务为业的符琼芬团队来说,这些文件中蕴藏着机遇。


  “我们从中感觉到政府法律服务领域非常广,政府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也很强烈。只不过他们的认识还很模糊,不清楚到底怎么通过法律专业人才帮助政府进行法治建设。”符琼芬在接受《法律与生活》记者采访时说。


  在这样的历史机遇面前,符琼芬显得有些兴奋。作为一名到2017年就执业30周年的资深律师,她在承担高负荷的政府法律服务工作时自然会感到累。她之所以选择坚持,是因为政府法律服务与传统业务相比能带来更大的成就感。


  “我经常和我的小伙伴讲,我感觉政府服务的工作效果和我的付出成正比。我去打官司的话,两者有可能完全不成正比,那要看我的运气。只有在遇到一个公正且水平高的法官的时候,两者才成正比。”符琼芬说。在阐述这一观点时,她举了参与围绕海口市“绿色崛起”立法的例子。


  原来,继参与《海口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立法工作后,符琼芬团队又完成了《海口市公园条例》《海口市全民义务植树实施办法》《海口市城镇园林绿化管理条例》等与绿色发展有关的法律和规章的起草工作。在此过程中,他们通过到兄弟省市考察等过程创制了不少优良的规则。


  2015年开始实施的《海口市防控和查处违法建筑若干规定》也是符琼芬团队的“作品”。在接受这项立法委托工作时,这一规定的名字中并没有“防控”二字。由于在调研中发现相关工作的关键在于“防控”,他们便建议将“防控”加入其中并被采纳。


  因为所参与的立法工作受到认同,符琼芬团队所在的法立信所先后成为“海口市人大立法基层联系点”和“海口市政府立法基层联系点”。


  据了解,到目前,符琼芬团队已经参与了近20部法律和规章的起草工作,获得这么多立法成果的律师事务所在全国还没有第二家。


  目前,符琼芬政府法律服务团队成员为10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同时也是海南律师合唱团成员。在沿着参与立法这条路前行的同时,他们也在歌唱。



耿宝建:

为令人头疼的信访画皆大欢喜句号


  上访,也许是一个令大大小小官员最为头疼的事情。在耿宝建那里,它却是一个可以谈笑风生的话题。


  一位监狱警察的父亲,因为土地征收问题曾不停地上访。在长达6年时间内,这位既能说又认死理的老人让监狱上级单位——司法厅的领导头疼不已。耿宝建团队介入后,由一位既熟悉土地征收工作、口才又十分了得的律师做老人的工作。双方面对面“说”了三天三夜之后,问题解决了。

耿宝建


  这位从事着一项与众不同业务的人,是新疆盛业律师事务所主任耿宝建。


2005年,结缘政府法律业务


  在精英云集的律师业内,耿宝建的成功堪称奇迹。


  因为祖辈的地主身份,为了躲避后果不堪设想的“批斗”,1973年,他只有10个月大时被祖母从河南抱着一路躲到了新疆新源县。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他们一家才因为拥有了一纸当地户口而摘掉戴了十几年的盲流帽子。


  更为幸运的是,耿宝建的长辈们为他找到的第二故乡是个有名的博士村。在那个尊师重教的环境中,耿宝建的父母把6个孩子全部培养成了大学生。


  在成为一名法律专业大学生之前,耿宝建放弃了一次读医学专业的机会并已经开始经商。当一些高中同学大专毕业回到当地后,他决定重返高考之路。这一次,因为语文成绩优秀,他选定了法律专业。


  1997年,耿宝建怀揣一张法律专业文凭和成为一名大律师的梦想,跨进了新疆盛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盛业所)的大门。入职之初,他经历了大多数年轻律师入职之初的案源稀少和经济困顿。最艰难的时候,他想买一个2.5元的馕,身上却只剩下2元钱。


  两三年之后,目标明确的耿宝建有了方向——那就是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一条路。生活磨练、经商经历以及文字功底,极大地助力于他的律师职业。


  在27岁那年,耿宝建接了一起对他的职业生涯影响很大的案子。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一个失去双臂的牧民的孩子。4年前,这个孩子被荒地里的一条高压线打断了双臂,但家人并不知道可以打官司这件事。虽然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尚没有人代理过这类案件,耿宝建还是通过风险代理的方式接手了这起案件。在通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后,这场官司以责任方赔付男孩10余万元调解结案。由于方法不当,和委托人出现沟通问题,结果男孩亲属四处上访,事情以他退还耗时3年得来的律师费了结。


  这起既积累了经验又留下教训的案件过后,耿宝建的律师生涯步入快车道。到了2003年和2004年,他每年的开庭数量高达200个,他一个人的业务量占所在律所业务量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大量案件也将耿宝建历练成了一名领袖人物。


  2005年,经过同事们的举荐,33岁的耿宝建被任命为当时还是国办所的盛业所主任。


  也是在这一年,耿宝建团队和政府法律服务业务结缘。那年,盛业所与新疆新源县政府签订了一份标的为10万元的法律服务协议。这份协议便是盛业所踏上政府法律服务之路的起点。


政府业务,让新源律师变成新疆律师


  一支独放,这个词最适合形容担任盛业所之前的耿宝建。在担任盛业所主任之后,他将何去何从?


  在接受《法律与生活》记者采访时,耿宝建介绍了自己担任盛业所主任后做的两件事:一件是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另一件是带领团队走上专业化道路。因为第一件事,盛业所的收入在次年便增长了15倍。


  关于专业化,盛业所的起点正是政府法律服务业务。在2005年签订第一单政府法律服务协议后,耿宝建便把这项业务作为了盛业所的主攻方向之一。但在当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解决律师的社会地位问题”。


  “你到哪儿去,别人看不起你,社会影响力有问题。只有党委和政府支持我们,律师才有突破点。”耿宝建在回望那段历史时如是说。


  找到方向之后,耿宝建团队开启了拓展政府法律服务业务之旅。他们的业务版图很快从盛业所所在的新源县扩展至周边其他4个县,服务项目也从一般业务向“重大”和“复杂”延展。


耿宝建和他的团队成员


  沿着这样的路径,耿宝建团队朝着利润和地位双丰收的方向前行。到2007年年底时,有一位客户给他们提了一个醒。那位客户慕名来到盛业所之后,最终却没有请他们代理自己的业务。耿宝建坐不住了,主动找到对方问缘由时,得到的回答是“你们的办公环境太差了,屋顶上还有蜘蛛网,我对你们的能力持怀疑态度”。深受刺激后,耿宝建等人凑了80万元买下一层楼并把它装修成了新疆北部地区最好的律师办公室。


  2008年年初,在进驻新装修办公室的同时,盛业所拉开了为期一个月的法律援助宣传活动序幕。这次吸引来新源县包括县委和政府的11名常委和上百家客户代表的活动验证了盛业所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耿宝建有了两个新目标——继续提升专业化水准、走出伊犁地区成为新疆的知名律所。


  2009年,盛业所律师接手了新疆阿拉泰地区一项搬迁业务的法律服务工作,一年收取2.5万元法律顾问费,而他们每年为这项业务的开支却是7万多元。耿宝建做这笔赔本买卖的原因在于“可以锻炼队伍”。在承办这项业务的过程中,盛业所的一批律师通过一片城市区域搬迁至一片空地上的整体规划、地下管网构筑、地上建筑落成的全过程开拓了一项新的业务。


  也正是在2009年,耿宝建与日后给他的事业带来重大影响的池英花相遇。作为一名北京律师,后者是政府法律服务业内的领军人物。而在新疆律师界,耿宝建和盛业所已开始受到瞩目。


把信访做成一项律师业务


  耿宝建与池英花一见如故,是在人大律师学院首届律师事务所管理高级研修班的课堂上。作为一名远道而来的学生,耿宝建被池英花的授课内容深深吸引。自那时起,他便以粉丝的姿态出现在对方身边。


  对耿宝建这名激情洋溢的年轻人,池英花将自己在政府法律服务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倾囊相授。对池英花对自己及盛业所的帮助,耿宝建用“极大”一词来形容。

  如今,耿宝建也像池英花一样在全国各地登台讲课并登上了人大律师学院及国家律师学院的讲台。他一直记得,自己在人大律师学院的课件不仅经过池英花团队完善,而且在池英花所在的北京易和律师事务所试讲过。


  在认识池英花时,耿宝建团队已经把盛业所开在了乌鲁木齐,而业务已走向全国。认识池英花之后,受她的指点,盛业所在新疆开创了一项在全国领先的政府法律服务业务——从第三方角度介入信访问题的解决。


  上述在日后被称为“信访中介化”的律师业务是指由作为专业人员的律师团队介入信访案件处理,在政府和信访民众中间构筑一条缓冲带后,通过法律等综合手段彻底解决问题。


  肇始于2010年信访中介化服务的标志性案件,是一起已经困扰了新疆某县政府18年的“一号大案”。


  一家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皮革厂存活了不到10年就停业了。这家集体企业的厂房被国有机构接受并出租,但国有机构却未对该厂80多名职工支付一分钱工资和社保费。为此,80多名职工不停地上访,当地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和解决办法。耿宝建团队介入后,从“资产在哪里”和“人员是否安置”两个角度入手解决问题。由于矛盾丛生,有时,耿宝建不得不从千里之外飞回新疆应对其中一个人或一个问题。最终,经过18个月的工作,一个政府和信访民众双方都认可的解决方案出炉——对资产进行了部分处置,由政府兜底给80多人补交养老保险,让他们正常退休。


  至今,耿宝建都记得对方案进行表决时的情景:“整个工厂的人以车间为单位排着队进到会场投票,方案全票通过。至今没有一个人反悔。”这起案件的“透彻解决”,奠定了盛业所做“信访专业化”服务的基础。


  紧接着,耿宝建团队又成功处理了几起特别“疑难复杂”的信访案件,其中包括城市拆迁纠纷、牧民草场纠纷、进京上访等案件。随着一连串案件的成功解决,盛业所也变得名满新疆。


  在此过程中,耿宝建成了一位信访问题专家。在“天价大虾”事件中,他能看出政府应对问题的失误何在。在别的律师视而不见的政府文件中,他能读出背后的深意来。


  “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依法治访’的历程。”在2016年7月举行的一次论坛上,作为演讲者,耿宝建对台下的数百名律师同行说。


  正是在这次演讲中,耿宝建解读了几份与“依法治访”有关的文件。它们分别是2014年2月出台的《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2014年3月出台的《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2015年11月出台的《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2015年12月出台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


  “把这四份文件贯穿起来看,核心点是什么呢?第一份的核心点是解决好信访的首次接访问题。在第三份文件中,中央政法委确定了律师参与信访工作的问题。在第四份文件中,国家深改组对法治政府建设步伐提出了明确要求。”耿宝建说。从这些文件中,他既“读”出了“首次信访没有解决好是信访问题久拖不决的根源”,也“读”出了它们为“第三方介入奠定了法律基础”的背后深意。


  除此之外,耿宝建团队也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定位——公平正义的维护者。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能获得政府和信访民众双方的认可,是因为虽然身为政府花钱雇用的律师,但他们却始终把“依法”作为处理问题的基准点。


  “我们为政府服务时,会尽全力让他们少干违法的事情。告诉他们这种方式才是真正帮助老百姓去干事。这样,我们就会从根本上帮助弱势群体。”耿宝建在接受《法律与生活》记者采访时说。


  故事回到文章开头讲述的监狱民警父亲信访案件上来。在盛业所律师来到老人家中谈解决问题的方案时,老人提出一个3万元的补偿要求。由于这一个3万元可能在几百个拆迁户中复制出几百个3万元,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不敢答应。这时,盛业所给了老人一个承诺:“这3万元,我们律所出。”


  面对律师带来的3万元现金,老人内心的块垒消于无形。最终,老人没有收下这3万元,却给司法厅写了一封感谢耿宝建团队的信。



在政府和律师中布道,

“创制”是个关键词


  行政权的范围到底有多大?


  面对这一问题,曾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的李新生给出的答案竟然是“谁也无法给出准确答案”。这一问题,让他想起了多年前山东省一位被免职的法院院长那句“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他的话说得虽然‘嚣张’,但也指出了行政权力的广泛性。”


  从李新生了解的情况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库中,去掉刑法、民法、知识产权法以外,90%以上都是行政法律。”换个角度看,对律师来说,在传统的刑事、民商、行政这三大类业务中,“体量庞大”的行政业务或者说政府法律服务也许是最“烧脑”的类型。


他们为政府法律服务的开创铺路


  在政府法律服务这个巨大的蛋糕面前,有的律师望而生畏、有的律师不知从何处“下口”,而以北京律师池英花为代表的一些先行者已经将这项业务做得风生水起。这些佼佼者在抱团做业务的同时,也在抱团布道,俨然成为政府的“法律保姆”。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都是政府法律服务的创制者或者“法律服务产品发明人”。


从文件中“读”出机遇


  “池老师是我见过的中国律师业内真正有情怀,对律师行业发展有认识、有高度、有思想的律师。”新疆律师耿宝建饱含真情地说。他所说的池老师,是北京易和律师事务所主任池英花。


  池英花之所以受到耿宝建律师的尊敬,是因为她在各种讲坛上传播的政府法律服务产品和方法让对方获益匪浅。同样受益匪浅的还有青海律师宋天莲等人。


  最近几年来,池英花奔波在全国各地讲课。她的学生为两类人:一类是像宋天莲等有志于政府法律服务的律师;另一类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对政府工作人员和律师,池英花所讲内容的角度有很大不同。


  对律师,池英花会苦口婆心地说中国的政府管理真的进入了法治时代。按照她的研究,新中国的政府管理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完全按政策和行政命令行事的计划经济时代、行政命令和法律并行的时代、现在正在进入的完全靠法律管理的法治时代。这样的变化,被池英花称为“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池英花告诉律师同行,虽然政治体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是,“多数政府官员既没有法律专业背景,也没有配备好法律专业人才”。换句话说,各级政府是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面对中央政府“必须用法律体系管理国家”这一任务的。对身为政府法律顾问的律师来说,意味着“从现在开始介入政府的行政职能管理服务”,意味着颠覆过去的服务概念和服务模式。


  在2015年7月开班的人大律师学院政府法律服务班级的课堂上,池英花的口气依旧语重心长:“我们律师不能等着政府给你送钱,我们律师要从政府的工作报告当中找到能给政府提供服务的点位,然后服务于政府,告诉政府我们能帮你做这些,这样做有助于实现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她所说的其实是自己的经验。


  早在10年前就带领团队为政府提供法律服务的池英花也许是把政府工作报道“读”得最透的律师。从每个年度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她和团队都读出了一般人看不见的内容。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们“读”出了“土地一级开发”这个关键点并在后来研发出相关产品;在2016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们“读”出了“依法治村”这个关键词,如今也已研发出全套村规民约法律服务产品。


  因为“读透”了相关文件,在引发纷争无数的征地工作方面,池英花团队设计了一套全新的法律路径——通过“村民自治”处理征地问题。作为某地市民政局的法律顾问,池英花团队开辟了一条用法律规则完成农村选举工作的路径。他们设计的一整套民主选举办法在当地居委会和村庄试行后,取得了依法和谐民主选举的效果。


  在一个课堂上,池英花举了上面这个例子,以激励有志于从事政府法律服务的律师去创新:“未来,我们要给我们的政府创新他们依法行政的模式,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进行的,就是用法律的规则调整他们的方案。


  经过近年来的不断布道,池英花已经将政府法律服务的“种子”播撒在不少律师心中。正是因为两年多以前在人大律师学院听了池英花的一堂课,青海律师宋天莲回到当地后便从原来的公办律师事务所辞职,成立了一家专门从事政府法律服务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如今,她的团队已经把这项业务的版图扩张到了整个青海省。


  在一些律师像宋天莲一样从传统律师业务向政府法律服务华丽转身的同时,另一些律师则加入了布道者之列。天津律师李海波、贵州律师白敏、河北律师张霄云、新疆律师耿宝建等都是这样的布道者,他们有时会组团出发,更多的时候是分头行动。


布道者群像:他们对政府官员说什么?


  李海波:权力大×水平低=追责


  在某种意义上,政府法律顾问的机遇就在政府的“痛点”上。在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李海波眼中,政府的“痛点”是这样一道数学题:权力大×水平低=追责。


  李海波团队是一支非常重视律师业务专业化和律师事务所管理专业化的律师队伍。早在2010年,他们便开始在环境法律领域拓展法律服务业务。如今,他们在环境领域已经研发了30多项法律服务产品,其中“为环保局制作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工作指导手册”和“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法律评估”已经成为环境保护领域广泛认可的服务内容。


  在应邀为各地政府授课时,李海波的课件之一是《8·12事故调查报告深度解读与政府尽职履责》。借这场发生在身边的安全事故,李海波团队对“8·12事故报告”中引用的法律做了统计,并把这些法律对应的政府责任部门的责任一一呈现。


  白敏:政府接管“烂尾楼”不是成为经营者


  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工作在贵阳的律师白敏在业内享有很高声誉。曾在上市房地产公司当过7年法务总监的经历,帮助她成为一位“烂尾楼”问题法律专家。


  在应邀为各地政府工作人员讲授“烂尾楼”处置问题时,白敏会通过一个题为《政府接管烂尾楼项目中的法律服务》的PPT,把其中涉及的成因、危害、处理方式、政府接管“烂尾楼”的优势、律师的法律服务方式等内容条分缕析地加以展现。


  由于“烂尾楼”这个看上去“小众”的问题后面往往隐藏着社会稳定的大问题,白敏的专业性解读往往会发挥雪中送炭的效果。


布  道  者

观点摘录


  政府法律顾问是在帮助一个强权的政府履行其职责,提供并增加其规避职责、解释职责等一系列的服务。因此,律师要建议政府工作人员“让着”行政相对人。


  ——李新生


  你解决好百姓的问题,才能解决好政府的问题。


  ——池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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