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圣经 商周经典

来源:businessweek    发布时间:2019-09-09 20:14:46


撰文:施钰涵

编辑:张娅

摄影:王涛

据中国日报报道,由于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激增,中国将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督教神学体系”。目前,中国有2300万至4000万基督新教徒,占全国总人口的1.7%至2.9%。去年底,中国已出版6500万册圣经。在中国南京有这样一座印刷工厂,他们负责为全国和海外的教会制造圣经。除生产的内容之外,你在这个厂内,找不到任何宗教痕迹。

年12月24日的平安夜,不少伦敦本地人和游客都会来到位于泰晤士河北岸的圣保罗大教堂。这座以壮观的圆形屋顶而闻名的巴洛克风格建筑此时到处摆放着闪闪发光的冬青树。在少年唱诗班唱完最后一首圣歌后,年长的牧师手捧圣经走上讲台为大家讲述耶稣诞生的故事。整个礼拜仪式需要一个半小时。英国教堂里表情肃穆的人们可能并不知道,同样的时间,在一家位于中国南京的印刷厂可以下线6000本圣经。这些有着黑色牛皮封面、精美烫金边的书将乘坐货船漂过大西洋,颠簸一个月后来到英国这个有着3000万基督徒的国家。



圣保罗大教堂


广州东莞出厂的一部苹果手机也会在几周后出现在太平洋东岸的一位美国农场主手中,不过当苹果手机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已经下跌时,圣经依然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书。过去30年,人们已经习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这个词,习惯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可以生产人类大部分日常所需,但当我们得知圣经——这本欧洲历史上第一本用活字印刷术印刷的书——的全球最大生产基地在中国时,还是有些吃惊。“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印刷(Printed in China)”,这家叫作“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的印刷厂截至去年累计印刷的圣经已超过1亿册,为全球70多个国家提供90多种语言的各种版本圣经。

在略显偏僻的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南角,爱德被包围在一片带有“电子”、“科技”、“软件”字样的公司中。它有10个足球场那么大,乍看起来和其他印刷厂没有什么不同。当印刷车间的玻璃自动门在我们面前打开后,和机器轰鸣声同时出现的是贴在几十米外的墙上的蓝底白字:“生产管理高效率,安全生产排第一,宁愿事前检查,不可事后返工”;“客户满意的产品质量是我们恒久的追求”——它们在几千只白炽灯管的照射下非常显眼。车间入口处,外部喷漆有些掉色的进口印刷机“铁姆森”、“罗兰”在轰隆隆地转动,每台机器都由一到两位穿着蓝色工服的工人操作。车间正中,一长排深蓝色的折页机快速地将印好的纸张制作成书帖;不同编号的书帖整整齐齐地堆放在主通道两侧的木架子和桌子上;地上零零散散地堆着整理好的书帖,穿着水洗蓝色工服的女工们低头检查页码是否正确、戴着手套将书帖按照章节分类并码齐。车间深处是U形的书芯加工生产线,没有封皮的书芯匀速在传输带上前进⋯⋯位于印刷车间东北角的装订车间则要安静很多,工人们或蹲或坐,戴着手套做拇指索引;还有一批人戴着口罩,站在机器踏板上给书喷红或滚金边。喷红的是中国最常见到的圣经(和合本),有金边的大部分运往海外。平均每分钟,有66本圣经从这家工厂的流水线下线。

这里看不到做祷告的人——和其他制造工厂一样,员工被禁止上班聊天。除了随处可见的圣经,你也找不到任何宗教痕迹。大部分工人戴着耳塞,低头专注工作。偶尔有人会抬头看我们一眼,但丝毫没有惊讶的表情。从车间里每隔一段路就会出现的“参观请由此向前”(中英双语)的箭头标识来看,参观接待已成为这家印刷厂的日常工作之一。



“几乎天天有人来参观,我闭着眼都能绕着车间走一圈。”身高近一米八的张逊说话慢条斯理,出身基督徒世家的他去年来到爱德印刷厂,负责外事接待。

最常来这家工厂参观的人有客户、基督徒和媒体。“客户希望看到工厂是什么样子,”张逊解释,“全世界各地都有我们的客户,客户怎么要求,我们怎么生产。”他指着堆在桌上硬皮封面的外文圣经,强调客户的重要性。


出埃及记31:3
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作各样的工。


我们终于弄明白“客户”是谁——这才是这家工厂的特别之处——其国内客户是基督教全国两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合称),国外是联合圣经公会旗下的各国和各地区圣经公会以及其他圣经出版机构和教会。从一次只要几百本的非洲热带部落的教会到一次订单就有20万册的基督教全国两会,爱德都能满足它们的需求。

在中国,注册的宗教组织可以编辑和印刷内部私用的材料,但若要公开发行,就必须遵守国家规定。根据1994年颁布的《圣经读本印刷合同管理规章》,供国内使用的圣经一律由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而且只能通过基督教全国两会购买。2004年,家庭教会牧师蔡卓华自费印刷20多万册圣经被捕,一年后以“非法经营罪”被起诉,判有期徒刑3年。

每年11月或12月,基督教全国两会就会制订来年的圣经出版计划。爱德在承接百万册以上的订单的同时也负责发行。一年之内,有350万册为两会准备的圣经离开昏暗的仓库,散落到总里程近10万公里的高速公路上,抵达全国77个发行点——基督教全国各地的“省两会”和“市两会”,最终分发到全国55000座教堂和许多教会聚会点中,大部分圣经品种以10元-30元的价格出售。

根据库存情况,各地发行点会不时向总部在上海的基督教全国两会订货;各地区的教堂也可以向两会订货,不过两会更鼓励教堂向发行点订货。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部主任包智敏牧师解释说,“教堂要货可能几百本,发行点一次会定数千本到数万本,量大拿到的优惠会大些”。爱德需要“随时待命”,“我们请它发货它就发货,当天发货都有可能”,包智敏说,“他们效率很高”。

这家印刷厂和任何一家“中国制造”工厂一样,最重要的是按客户要求准时交货。但在爱德出生的“中国制造”产品价值很难衡量——圣经的影响力很难用书面的标价计算,我们也无从得知一本圣经的利润是多少。根据爱德印刷公司的年报,2012年公司销售收入为2.6亿元人民币;但我们所采访过的员工都会强调“爱德是一家社会企业,不以追求商业盈利为第一目的”。

爱德的国内订单有三分之二(约200万册)是标价在20元以内、装帧普通的和合本,大部分都发往到农村或西部贫困的山区教会。基督教全国两会还为少数民族和特殊人士准备了不同版本的圣经。

过去5年,爱德出版了1.9万多册盲文圣经。盲文圣经一套有32册,每册定价1元。而一套盲文圣经寄达视障人士手中所需费用高达2525元人民币,其中纸张和加工费用2465元,邮寄费用60元。联合圣经公会、爱德公司和中国邮政分别通过捐纸、捐设备和人工以及免费邮寄分摊了全部成本。

有关盲文圣经的数据和介绍被公布在专门的生产车间的墙上。这是因为其生产需要专门的设备,速度也不如普通的圣经生产线快。目前,爱德平均每天能生产20册左右的盲文圣经。




在这间远离机器喧嚣的房间里,我们见到了全公司唯一负责盲文圣经的员工麻巍。他正对着墙,挺着腰板仔细清点着桌上的书芯的页数,旁边还摞着十几本书芯。1996年,麻巍从盲校的印刷专业毕业,进入爱德工作,随后成为基督徒。“一开始主要是别人传了福音,然后自己看了圣经,慢慢就成了信仰。”他回忆说。我们问他成为教徒后在厂里工作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他一边点着书页,一边慢慢说,“责任感这块会多点,会更有信心一点,更加愿意付出一点。”

没有人说得清麻巍在这里是个案还是多数——整个公司有620名员工,到底多少人是基督徒、多少人因为来了这里成为基督徒却鲜为人知。我们所采访的员工中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切数字。总经理刘磊解释道:“我们不会主动说你必须一定要信基督教(文中基督教指新教),才可以在这个公司工作。你可以信其他教也在这个公司工作,毕竟我们是个社会企业,毕竟宗教信仰是自由的。”

马可福音16:15
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宗教信仰自由”有点像爱德员工的口头禅。在中国这个无神论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在1982年被写进新《宪法》第36条。4年后,爱德基金会接受联合圣经公会捐赠的印刷设备和资金,在南京成立爱德印刷厂。今年44岁的刘忠就是在此时加入爱德,原因是“当时这个厂设备非常先进,待遇也不错”。让中国印刷业彻底告别铅与火时代的方正集团,也是于1986年以王选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起家。

1987年11月,爱德的第一本圣经下线。1988年,爱德生产了50万册圣经;这一年,经济日报社印刷厂成为中国第一家彻底废除中文铅字的印刷厂;而在西方,微软刚刚推出Windows系统,乔布斯还没回归的苹果公司正经历业绩下滑。1989年,爱德基金会与联合圣经公会合作,在印刷厂的基础上成立中外合资的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在中国,温州以基督徒企业家闻名全国,河南拥有高达十分之一人口的基督徒。南京的基督教史则更绵长更温和:19世纪末,这里成立了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建国初期,唯一面向全国招生的神学院金陵协和神学院成立于此;短暂驻留过南京的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基督徒⋯⋯这些让一家印刷圣经的工厂在南京显得不那么突兀,爱德也在细节上显露着与南京基督教史的渊源,比如爱德基金会所在的民国风味小楼是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旧居,金陵协和神学院就位于印刷厂东南角。

这家印刷厂设立在南京的直接原因是,基督教全国两会会长丁光训自1952年起就在南京工作(丁光训于2012年8月在南京病逝)。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策限制,中国教会不能接受海外教会捐款。1986年,时任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的丁光训和另一位中国基督教界著名领袖韩文藻等一起建立了中国第一家由基督徒发起的基金会:爱德基金会。这在当时是很大的突破——中国第一家基金会是成立于1981年的中国儿童基金会,而爱德基金会是中国第一家以宗教信仰为基础成立的民间慈善机构。

从1814年第一本中文版新约圣经出版以来,中文圣经平均每年售出400万册。1961年,全球圣经销售的总数是3500万册,而中国在1960年代初期的圣经年销量大约是3000至4000册。十年动乱,印刷版圣经被没收、销毁,基督徒开始手抄圣经。1979年,中国第一座教堂重新开放;1981年,国际组织OpenDoors向当时尚未开放圣经印刷的中国运送了100万册中文圣经,这起被称作“珍珠行动”的偷运事件影响深远——此后5年,成立于南京的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刷了500万册圣经。

那段时间官方统计的中国基督徒人数为300万人,由于动乱对圣经的破坏,大规模印刷圣经已经成为必须。爱德基金会恰好可以帮助联合圣经公会实现帮助中国印刷圣经的想法。根据爱德基金会的财务报告,截至1988年底,基金会接受联合圣经公会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141.3万元。至今,其在国内发行的圣经仍有一半左右的纸张由联合圣经公会捐赠,后者每年将购买圣经用纸的钱汇给基督教全国两会,两会直接向印刷厂提供用纸。

出版中文圣经的另一个主要成本——翻译——也由他方承担。“一个新译本要花费20年左右的时间”,汉语圣经协会总干事沈志超说。翻译成稿需要4组人员参与:原文学者、中文专家、外聘学者和出版社的审阅编辑团队。书籍翻译按照每千字180元-200元港币(约144元-160元人民币)收费,翻译之后出版社要继续编辑,从排版、校对到清样制作出电子档案要1年,即使是制作无需重新翻译的圣经(和合本),上述过程也要花费3个月。爱德参与的是接下来的工作,包括蓝纸打样、制作封面、提供样品,同样需要花费3个月到半年。

圣经(和合本)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文翻译著作,由在华传教40多年的传教士狄考文(CalvinWilson Matteer)主持翻译。这本于1919年推出的译本是此后一个世纪华人社会最普遍使用的译本。和合本之外,在中国内地发行的中文圣经译本都由香港三大圣经公会(香港圣经公会、汉语圣经协会和环球圣经公会)提供。基督教全国两会以很低的版税拿到译本,爱德承担印刷。两会按照销量支付版税给上述公会,“卖几本,付几本”。“我们不是商业的动机。”沈志超说。1996年以前,爱德只印刷香港圣经公会提供的译本,后者的使命是“让每一个人能以可担负的价钱,获得一本读得明白的圣经”。但香港圣经公会并不愿意透露和爱德及基督教全国两会的具体合作方式。

刘忠见证了爱德的发展起伏,和他同时进厂的100多名员工如今只剩下三四十人。他从机壳(书壳)工序做到了印刷工序,那台1米多高的印刷机已经陪伴了他17年。他的妻子在2000年也来到爱德,负责机壳和喷红等后道工序。但他没有完整看完过一部圣经。在机器齿轮转动的咔嚓声中,我们大声问刘忠,每天都印刷圣经有什么感觉,他很快笑了,“没什么感觉嘛,我不是基督徒。”他这么多年唯一的感觉是,“越来越忙!搬来新厂就比以前忙多了!”


以赛亚书49:12
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


2008年奥运年,爱德搬到新厂,因为“海外订单多得来不及做”,其累积圣经印刷量首次突破1000万册。 “联合圣经公会有海外背景,我们又是一个以印刷圣经为主的企业,能试的尽量试一试。”爱德印刷公司总经理刘磊回忆说。因为连着会见了几拨客户,他看起来有些疲惫,但一直保持着得体的微笑,在回答问题时显得谨慎而熟练。


1993年,爱德第一次接到来自印度圣经公会和泰国圣经公会的订单,当年印刷量比前一年增加70万册。1996年,爱德印刷量首次超过300万册。这一年的刘忠已经是印刷机机长,因为被评为“生产骨干”获得单位分配的新房。“那个时候福利待遇都很好,每年有7个月的奖金。”但他确实越来越忙。刚刚进厂的时候,他早上7点半上班,下午3点半收工,天天下午踢足球。后来,他一周白班一周夜班,甚至有一年大年初四就回厂里上班了。

公司希望出口海外的另一个原因是出口退税政策。“如果同样的价格,同样的人工成本,同样的设备做国内的订单没退税;跟出口比起来,当然是愿意做出口。”刘磊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98亿美元激增到2007年的12178亿美元,扩大了124倍。2003年,以家电企业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开始大规模海外并购。同一年,爱德开始主动推动海外业务的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丁光训希望生产更多的圣经,“为海外教会服务,满足海外基督徒对圣经的需求”;另一方面,爱德无需再进口圣经用纸,印刷成本大大降低。圣经印刷中,薄纸至少占到成本的一半。起初印圣经的纸张规格是33g(1平方米纸的克重),国内最好的造纸厂只能生产40g纸,爱德刚开始只能进口。为降低成本,爱德和造纸厂一起研发。2003年,仙鹤特种纸有限公司生产出了33g纸。纸张国产化后,爱德的印刷量比前一年增加一倍,一年生产了400多万册。

最开始做国际贸易时爱德也损失过。损失最多的一次是给香港圣经公会印刷,因为印刷出错书全部被退回,损失100万元。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员工回忆说,当时的厂领导仍坚持做。“他说当作学习,算是我们交的学费。”这家印刷厂的另一次出口危机是在2009年。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中国的出口额在该年底首次出现负增长。2009年,爱德的产量增长大为放缓,相比2008年只增长了50多万册。

现在,南非90%的圣经由爱德生产,今年预估爱德全年销售收入将达3亿元。和其他领域相同,圣经印刷也是在全球范围竞争的市场,要分一杯羹并不容易。爱德海外业务部的三十几名员工要保持24小时随时工作的状态。每年,他们会带着爱德印刷出的圣经参加法兰克福书展、西班牙书展和一些基督教书展,“像做商业一样,你找供应商,我也找我的客户。”


约翰福音9:4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


相比历史更悠久的圣经印刷厂如荷兰的JongBloed和韩国的KBS,爱德的竞争优势是性价比。这一直是“中国制造”的特色。现在汉语圣经协会大部分订单交给爱德,其余由荷兰和韩国的厂家接单。沈志超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价格优势,“品质还是比不上荷兰”。

担任汉语圣经协会出版及制作部主任的郭清容负责和3家印刷厂联络,她更喜欢和爱德沟通。“我要临时加印的话,他们会很快地跟进,一定问清楚我们何时要货”。爱德和她每天会保持邮件沟通,欧洲的印刷厂反应要慢很多,大部分时候不会及时问订单细节。此外,爱德会将发货的船务公司信息全部提供给协会,“从船离开上海到达香港葵冲码头我会全部知道,我会随时收到反馈。”

但与基督教全国两会的订单比,爱德获得的海外订单规模要小很多。以汉语圣经协会为例,每次订单大约是5000册,一年圣经及书籍总印量有12万册。

事实上,如今在中国,每个周日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加起来要比整个欧洲还多。2010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宗教蓝皮书》指出全国基督教人口为2305万;民间统计往往更乐观,有的数据估计7000万-8000万。考虑到1949年全国基督教徒人数为70万,即使是2300万的数字,基督教人口在建国后也扩大了30倍,圣经需求同步增加。尽管这是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但爱德所获利润非常微薄,对外出口一直在公司承担着“利润奶牛”的角色。




但从合作方的角度,如果国内有第二家印刷圣经的工厂出现,沈志超会予以考虑,因为这么多年来爱德的报价一直在提高。和所有出口企业一样,爱德面临着人民币升值和人工费上涨的挑战。也和所有的中国工厂一样,爱德在想方设法提高服务质量。

5年前,爱德成立了研发中心,现在这个部门的工作之一是“主动提高产品质量”。爱德建立了自己的纸张实验室,以便更及时地检验纸厂送来的纸张质量。“圣经是非常厚的书,”质量部经理杨少明说,“克重超一点就会影响整个纸张的需求量,对成本影响很大。”从下单给造纸厂到纸张送来检验要一个半月,如果纸张有问题,来回交换期要3个月以上。爱德早年合作的仙鹤甚至已经将圣经用纸出口给韩国的圣经印刷厂;为了降低成本,爱德又开始与另一家造纸厂荣丰合作,研发生产新品种的纸。

杨少明之前在其他印刷厂工作过。他以前的公司不会检查纸张,“一般都是造纸厂的工作,薄纸市场我们应该是唯一的一家。”检验的很多关键数值都是因为这里要印刷圣经:经典的和合本要使用很多年,因此耐折度要高;纸很薄,不透明度又低的话,很容易出现“透印”;当客户位于纬度较高的地方时,杨少明还要将封面的材料放进冰箱,看看材料在冰冻之后是不是很“脆”⋯⋯

今年5月,爱德还贷款引进了一台价值300万元的数码印刷机。“现在数字化风生水起,像我们这样传统的印刷企业,不能置之不理。”技术部经理蔡永平说。这台数码印刷机用来研发更薄的纸,也负责为国外客户进行小批量生产。爱德曾经参考衣服的吊牌LOGO,设计出圣经的烫金立体LOGO;尼日利亚一座教堂因落成50周年要发行纪念版圣经,爱德在封面上做了一个教堂的袖珍模型,“客户很喜欢,这次又下了35000册的订单”。

研发中心的柯少华是我们在车间遇到的为数不多的年轻大学毕业生。他很仔细地讲解研发薄纸的困难和成就。3年前柯少华毕业于武汉大学的印刷工程专业,一起来爱德工作的几个同学现在只剩下两个人。“当时就想毕业工作了看看,和人事打了个电话就来面试了,也不知道它是印圣经的。”他说,“就是把它当成公司,没有什么特别的,我还是党员呢。”

以弗所书6:8
因为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蔡永平也是爱德成立时的第一批员工,工作20年来每天都要翻阅成品圣经,不过从来没有看完全本,“我是职业习惯,看看装订、颜色,能用什么工艺加上基督教的元素做个设计”。我们问他刚刚改革开放时就来印刷圣经的厂是不是有一些好奇,他不假思索地说:“圣经是宣传宗教的,本身我们党就有宗教政策,我们在这儿工作也可以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

这和杨少明之前的说法有些类似。除了对纸张的高要求,他来到爱德感受最明显的不同是,这家公司是以印刷圣经的数量作为目标。在他看来,爱德过去举办的庆典,是告诉所有的海外人,“国内宗教这块,还没有管理得那么死”。“另外一个就是告诉人家,全球的圣经生产,中国贡献了多少产能。”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中国政府在部分教堂和运动员、教练下榻的酒店免费准备了10万本“北京2008年奥运会纪念圣经”(新约圣经)。奥运会开幕前一个半月,刘磊接到基督教全国两会的电话,要求在10天之内把这批圣经印出来。当时全厂能用到的机器生产的其他产品都停下来“让路”,主要机台24小时运作。“很高兴很激动,但是压力也比较大”,他回忆道。





这版圣经的扉页上写着丁光训的话“圣经使我们联合”,也是奥运会标志首次被印在宗教读物上。“我们国家在宗教方面逐渐是一个开放态度”,基督教全国两会副秘书长丘仲辉说。

工厂不仅是宗教政策的展示窗口,更是“中国制造”的展示。印刷车间装有纸屑自动化吸入输出设备;工人们都穿工服戴耳塞;新厂还修建了六层高的员工宿舍,两人到四人一间;中午12点至1点,员工们可以在离车间步行10分钟距离的食堂享用三菜(一荤两素)一汤的午饭、酸奶、饮料或水果。

“国外对一个企业有很多要求,也有一些非议说中国工厂剥削工人,我们就开放,”丘仲辉向我们问起对工厂的印象,“设备上有没有灰,油墨味重不重,员工福利怎么样,都可以看到。”

爱德印刷有限公司确实是一个略显奇怪的机构:没有法律规定其他印刷厂不可以印刷圣经,尽管爱德确实是中国唯一的圣经印刷厂;爱德不是出版社,但同时要负责圣经在国内的发行;爱德是圣经印刷厂,但印出的在国内发行的圣经没有书号;来过爱德参观的外国媒体,回去大多写道,“无神论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圣经印刷基地”;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在2012年接受采访时说,“整个圣经的印刷委托给了中国基督教的两会授权它(爱德)出版⋯⋯我们等于是给了它一个特权。”

但对爱德的员工来说,这些或许都太复杂了。在刘磊看来,爱德成为世界单体印刷圣经的最大基地是早晚的事。“现在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市场已经是世界市场。印刷不可能在这当中没有发展。就算我们现在不是,未来也会是。”不是党员也不是基督徒的刘忠每天站在机器旁,看着几万张印有经文的薄纸飞速吐出,想法更简单:“这也是为上帝服务。我做了二十几年,上帝应该都看到,有什么灾难都会少点。”

刘磊更关注互联网时代的冲击。“移动通讯电子出版物对我们传统印刷影响很大,我们的设备都是印纸的,不是做iPad,不是做移动智能手机的,这个影响肯定越来越大。”

这并不是杞人忧天。在我们后来去过的家庭教会,就有牧师直言:“现在谁还看纸质圣经,都用iPad了。”2008年,美国最大的福音派教堂之一LifeChurch.tv开发了全世界第一款免费圣经应用YouVersion。这款单月下载量破亿的应用程序提供用400多种语言翻译的600多个版本,是全球最受欢迎的圣经阅读应用。2010年,公益组织Faith Comes by Hearing推出了有声音和视频的App Bible. Is(圣经.is),提供的语言种类超过700种。“人们可能偶尔带着纸质版圣经,但大部分人会一直带着手机出门”,Bible. Is的开发方负责公共事务的Bill说,“视频和有声阅读将让人更好地和圣经互动,而不仅仅是单向阅读。”在中国的城市教会,几乎有一半的人对照着手机App听牧师讲道;出版社例如汉语圣经协会,也开发了自己的圣经阅读App。爱德因为没有圣经译本的版权,没有办法开发应用程序。

过去35年,中国制造包括了从低价玩具成衣到高价3C产品的各类生产。它背后的支撑者——一群由3.5亿人口构成的产业工人曾被《时代周刊》评为2009年年度人物。对于数十年负责盲文圣经的麻巍、人到中年的刘忠、有着经营压力的刘磊和还不确定职业规划的柯少华来说,他们没有“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的功劳,但在生产圣经这本全球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的书籍时,他们讲述了中国制造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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